蘇東坡:一般稱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漢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嘉祐二年（1057），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因“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并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zhí)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謚號“文忠”。

蘇軾是北宋中期文壇領(lǐng)袖，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縱橫恣肆；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稱“蘇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善書，“宋四家”之一；擅長文人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瀟湘竹石圖卷》《古木怪石圖卷》等。

人物生平

早年經(jīng)歷

蘇軾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蘇味道之后。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jīng)》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fā)奮”的“蘇老泉”。蘇洵發(fā)奮雖晚，但是很用功。蘇軾其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慶歷八年（1048年），蘇洵因父喪居家，閉戶讀書，把自己的學識品行教授給蘇軾與幼子蘇轍。

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范。好交友、好美食，創(chuàng)造許多飲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進京應(yīng)試

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蘇洵帶著二十一歲（農(nóng)歷虛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qū)，沿江東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進京應(yīng)試。

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二人正銳意于詩文革新，蘇軾清新灑脫的文風，一下子把他們震動了。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梅二公既嘆賞其文，卻不知這幾句話的出處。及蘇軾謁謝，即以此問軾，蘇軾答道：“何必知道出處！”歐陽修聽后，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敢于創(chuàng)新極為欣賞，而且預(yù)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p>

名動京師

在歐陽修的一再稱贊下，蘇軾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當父子名動京師、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傳來蘇軾蘇轍的母親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隨父回鄉(xiāng)奔喪。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喪期滿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應(yīng)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四年后還朝，任判登聞鼓院。

治平三年（1066年），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xiāng)，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蘇軾還朝。此時，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開始。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歐陽修在內(nèi)，因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自請出京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wù)撔路ǖ谋撞?。王安石頗感憤怒，于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于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

熙寧七年（1074年）秋，蘇軾調(diào)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調(diào)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職時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

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軾被調(diào)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這些話被新黨利用，說他“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又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余辜。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nèi)一片倒蘇之聲。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shù)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zhuǎn)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fā)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shù)毓賳T監(jiān)視。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幸虧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他才算躲過一劫。

被貶黃州

黃州團練副使一職相當?shù)臀ⅲo實權(quán)，而此時蘇軾經(jīng)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后，心情郁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覽，寫下了《赤壁賦》、《后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作，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公務(wù)之余，他帶領(lǐng)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皷|坡居士”的別號便是蘇軾在這時起的。

東山再起

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常州一帶水網(wǎng)交錯，風景優(yōu)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饑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蘇軾于是選擇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fù)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后，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為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中書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zhí)政后，暴露出的腐敗現(xiàn)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于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diào)。

筑建蘇堤

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任龍圖閣學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長期沒有疏浚，淤塞過半，“崶臺平湖久蕪漫，人經(jīng)豐歲尚凋疏”，湖水逐漸干涸，湖中長滿野草，嚴重影響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蘇軾來杭州的第二年率眾疏浚西湖，動用民工二十余萬，開除葑田，恢復(fù)舊觀，并在湖水最深處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為標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來，筑成一條縱貫西湖的長堤，堤有六橋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蘇公堤”，簡稱“蘇堤”。

“東坡處處筑蘇堤”，蘇軾一生筑過三條長堤。蘇軾被貶潁州（今安徽阜陽）時，對潁州西湖也進行了疏浚，并筑堤。紹圣元年（1094年），蘇軾被貶為遠寧軍節(jié)度副使、惠州（今廣東惠陽）安置。年近六旬的蘇軾，日夜奔馳，千里迢迢赴貶所，受到了嶺南百姓熱情的歡迎。蘇軾把皇帝賞賜的黃金拿出來，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條長堤。為此，“父老喜云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村西雞”，人們歡慶不已。

流落儋州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調(diào)往潁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揚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zhí)政，新黨再度執(zhí)政，紹圣元年（1094年）六月，別為寧遠軍節(jié)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陽）。

紹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州）。據(jù)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xiāng)，“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這里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里的姜唐佐就舉鄉(xiāng)貢。為此蘇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珠崖從此破天荒。”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傳下來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的緬懷之情，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

身逝常州

宋徽宗即位后，蘇軾相繼被調(diào)為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頒行大赦，蘇軾復(fù)任朝奉郎。

北歸途中，蘇軾于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屬江蘇）逝世，享年六十五歲。蘇軾留下遺囑葬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鈞臺鄉(xiāng)上瑞里。次年，其子蘇過遵囑將父親靈柩運至郟城縣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贈蘇軾為太師，謚號“文忠”。

主要成就

文學成就

蘇軾在詞的創(chuàng)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fā)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后，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tǒng)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zhuǎn)變?yōu)橐环N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fā)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于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chuàng)作主張。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柳永雖然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fā)展，但卻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而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shù)本質(zhì)和表現(xiàn)功能應(yīng)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并論，由于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xiàn)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并駕齊驅(qū)，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chuàng)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于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nèi)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yīng)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yīng)像寫詩一樣，抒發(fā)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chuàng)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jié)并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后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xiàn)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tǒng)的表現(xiàn)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xiàn)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tǒng)上只表現(xiàn)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xiàn)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xiàn)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diào)，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xiàn)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tài)度。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xiàn)出作者由積極轉(zhuǎn)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zhì)。繼柳永、歐陽修之后，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chuàng)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nèi)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xiàn)的狹小的生活場景，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閑居讀書及躬耕、射獵、游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xiàn)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蘇軾用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xiàn)社會生活和現(xiàn)實人生的功能。由于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xiàn)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nèi)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shù)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xiàn)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xiàn)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于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chuàng)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nèi)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fā)展了詞的表現(xiàn)手法，對后來詞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zhì)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yōu)橐环N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guī)范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xié)音律規(guī)范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xiàn)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象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xiàn)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詞中，大多數(shù)詞的風格仍與傳統(tǒng)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shù)量的作品體現(xiàn)出奔放豪邁、傾蕩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兩宋詞風轉(zhuǎn)變過程中，蘇軾是關(guān)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說：“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睆娀~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后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fā)展的。

詩作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xiàn)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yù)社會現(xiàn)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xiàn)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xiàn)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tài)度，始終把批判現(xiàn)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xiàn)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于從人生遭遇中總結(jié)經(jīng)驗，也善于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guī)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nèi)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xiàn)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zhuǎn)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shù)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jīng)過邏輯推導(dǎo)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yōu)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安蛔R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夾阻風》等。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fā)現(xiàn)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tài)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xiàn)。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xiàn)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shù)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yīng)手的純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shù)規(guī)范，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xiàn)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蘇軾與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chuàng)作將宋詩藝術(shù)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chuàng)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nèi)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shù)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chuàng)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chuàng)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xiàn)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后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文章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shù)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xiàn)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tài)。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guī)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yīng)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他提倡藝術(shù)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tǒng)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dǎo)下，蘇軾的散文呈現(xiàn)出多姿多彩的藝術(shù)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shù)營養(yǎng)，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zhàn)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lián)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xiàn)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xiàn)的客觀事物或內(nèi)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xiàn)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jié)交大臣以圖見信于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yīng)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fā)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fā)，翻空出奇，表現(xiàn)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范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寫的一些奏議，內(nèi)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于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xiàn)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xiàn)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shù)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zhì)。

蘇軾的敘事記游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jié)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xiàn)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夜游》，全文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tǒng)，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創(chuàng)作了《赤壁賦》和《后赤壁賦》這樣的名篇?！冻啾谫x》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tǒng)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并用，情景兼?zhèn)洌胺Q優(yōu)美的散文詩。

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xiàn)出行云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臺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后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藝術(shù)成就

書法

蘇軾擅長寫行書、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為“宋四家”。他曾經(jīng)遍學晉、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長，再將王僧虔、徐浩、李邕、顏真卿、楊凝式等名家的創(chuàng)作風格融會貫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稱：“我書造意本無法”、“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稱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這說明蘇軾一生屢經(jīng)坎坷，致使他的書法風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和《祭黃幾道文》等帖。

繪畫

蘇軾擅長畫墨竹，且繪畫重視神似，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托，反對形似，反對程序的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對以后“文人畫”的發(fā)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chǔ)。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圖卷》、《瀟湘竹石圖卷》等。

人物評價

總體評價

蘇軾在文、詩、詞三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堪稱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蘇軾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不局限于文學，他在書法、繪畫等領(lǐng)域內(nèi)的成就都很突出，對醫(yī)藥、烹飪、水利等技藝也有所貢獻。蘇軾典型地體現(xiàn)著宋代的文化精神。從文學史的范圍來說，蘇軾的意義主要有兩點：首先，蘇軾的人生態(tài)度成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進退自如，寵辱不驚。由于蘇軾把封建社會中士人的兩種處世態(tài)度用同一種價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處變不驚，無往而不可。當然，這種范式更適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時，它可以通向既堅持操守又全生養(yǎng)性的人生境界，這正是宋以后的歷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蘇軾的審美態(tài)度為后人提供了富有啟迪意義的審美范式，他以寬廣的審美眼光去擁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觀，到處都能發(fā)現(xiàn)美的的存在。這種范式在題材內(nèi)容和表現(xiàn)手法兩方面為后人開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蘇軾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熱愛，實為歷史的必然。

蘇軾在當時文壇上享有巨大的聲譽，他繼承了歐陽修的精神，十分重視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文學人才。當時就有許多青年作家眾星拱月似的圍繞在他周圍，其中成就較大的有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四人，合稱“蘇門四學士”。再加上陳師道和李廌，又合稱“蘇門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儀、唐庚、張舜民、孔平仲、賀鑄等人，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蘇軾影響。由于蘇軾的成就包括各種文學樣式，他本人的創(chuàng)作又沒有固定不變的規(guī)范可循，所以蘇門的作家在創(chuàng)作上各具面目。黃庭堅、陳師道長于詩，秦觀長于詞，李廌以古文名世，張、晁則詩文并擅。同時，他們的藝術(shù)風貌也各具個性，例如黃詩生新，陳詩樸拙，風格都不類蘇詩，后來黃、陳還另外開宗立派。

蘇軾的作品在當時就馳名遐邇，在遼國、西夏等地都廣受歡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蘇軾作品的流傳，但是禁愈嚴而傳愈廣。到了南宋黨禁解弛，蘇軾的集子又以多種版本廣為流傳，以后歷代翻刻不絕。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人們爭相從蘇軾的作品中汲取營養(yǎng)。在金國和南宋對峙的時代，蘇軾在南北兩方都發(fā)生了深遠的影響。蘇詩不但影響有宋一代的詩歌，而且對明代的公安派詩人和清初的宋詩派詩人有重要的啟迪。蘇軾的詞體解放精神直接為南宋辛派詞人所繼承，形成了與婉約詞平分秋色的豪放詞派，其影響一直波及清代陳維崧等人。蘇軾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標舉獨抒性靈的公安派散文的藝術(shù)淵源，直到清代袁枚、鄭燮的散文中仍可時見蘇文的影響。

蘇軾還以和藹可親、幽默機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蹤，他在生活中的各種發(fā)明都是后人喜愛的話題。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廣泛喜愛的程度而言，蘇軾是無與倫比的。

歷代評價

趙禎：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陳鵠《耆舊續(xù)聞·卷二》引，俞文豹《吹劍錄》作“吾為子孫得兩相”。）

劉安世：東坡立朝大節(jié)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于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祜則雖與老先生（指劉安世所師從的司馬光）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也。（馬永卿輯《元城語錄》）

黃庭堅：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余則以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筆皆超逸絕塵耳。（《跋子瞻〈醉翁操〉》）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之氣貫日月。（《跋東坡墨跡》）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酣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ā额}東坡字后》）

蘇轍：其于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于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shù)困于世，然終不以為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

范祖禹：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nèi)，忠義許國，遇事敢言。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

晁無咎：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三》引）

王直方：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曰：“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王直方詩話》，《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引）

王灼：東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蛟唬骸伴L短句中詩也?！睘榇苏撜?，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碧雞漫志·卷二》）

趙昚：故贈太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讜論，正朝大節(jié)，一時廷臣無出其右。（《御制蘇文忠公集序》）

陸游：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多不協(xié)律。晁以道謂：“紹圣初，與東坡別于汴上，東坡酒酣，自歌《陽關(guān)曲》。”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老學庵筆記》）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

陳洵：東坡獨崇氣格，箴規(guī)柳、秦，詞體之尊，自東坡始。（《海綃說詞》）

徐度：（柳永）詞雖極工致，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為歌詞，體制高雅。（《卻掃編·卷下》）

胡寅：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于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游戲而已也。唐人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眾制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為不可復(fù)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tài)，擺脫綢繆宛轉(zhuǎn)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臺矣。（《〈向薌林酒邊集〉后序》）

王若虛：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于情，蓋不更此境耳?！标惡笊皆唬骸八斡癫蛔R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后知？”是直以公為不及于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當如是。其溢為小詞，而閑及于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fù)爾爾者也。若乃纖艷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游戲，顧豈于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滹南詩話》）.

劉辰翁：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較工拙？（《辛稼軒詞序》）

元好問：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后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時猝為外物感觸，滿心而發(fā)，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弦。諧金石，經(jīng)圣人手，以與六經(jīng)并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圣處，非有意于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fā)之。（《遺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

脫脫：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圣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鄙w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于禍患之來，節(jié)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鄙褡谟葠燮湮模瑢m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彪m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王士禎：漢魏以來，二千余年間，以詩名其家者眾矣。顧所號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而已。（《帶經(jīng)堂詩話》）山谷云：“東坡書挾海上風濤之氣。”讀坡詞，當作如是觀，瑣瑣與柳七較錙銖，無乃為髯公所笑？（《花草蒙拾》）

袁枚：有才而無情，多趣而少韻：由于天分高，學力淺也。有起而無結(jié)，多剛而少柔：驗其知遇早晚景窮也。（《隨園詩話》）

周濟：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東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書、畫皆爾，詞亦爾。（《介存齋論詞雜著》）

劉熙載：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為近。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fù)古。后世論詞者，或轉(zhuǎn)以東坡為變調(diào)，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diào)也。東坡《定風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薄逗苫摹吩疲骸疤烊坏?，別是風流標格?！薄把┧恕薄ⅰ帮L流標格”，學坡詞者，便可從此領(lǐng)取。④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諸家，惜未詣此。（《藝概·卷四》）

曾國藩：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立德最難，自周漢以后，罕見德傳者。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岳，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曾國藩文集（五）》）

蔡嵩云：東坡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其闊大處，不在能作豪放語，而在其襟懷有涵蓋一切氣象。若徒襲其外貌，何異東施效顰。東坡小令，清麗紆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設(shè)非胸襟高曠，焉能有此吐屬。（《柯亭詞論》）

王鵬運：北宋人詞，如潘逍遙之超逸，宋子京之華貴，歐陽文忠之騷雅，柳屯田之廣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虛之婉約，張子野之流麗，黃文節(jié)之雋上，賀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擬得其仿佛。唯蘇文忠之清雄，夐乎軼塵絕世，令人無從步趨。蓋霄壤相懸，寧止才華而已？其性情，其學問，其襟抱，舉非恒流所能夢見。詞家蘇辛并稱，其實辛猶人境也，蘇其殆仙乎?。ā栋胩吝z稿》）

沈曾植：“東坡以詩為詞，如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贝恕逗笊秸剠舱Z》也。然考蔡絳《鐵圍山叢談》，稱：“上皇在位，時屬升平。手藝之人有稱者，棋則有劉仲甫、晉士明，琴則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則有劉繼安，舞有雷中慶，世皆呼之為雷大使，笛則孟水清。此數(shù)人者，視前代之技皆過之?！比粍t雷大使乃教坊絕技，謂非本色，將外方樂乃為本色乎？（《菌閣瑣談》）

夏敬觀：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著跡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陳無己所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蹦似涞诙艘?。后之學蘇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達上乘者，即稼軒亦然。東坡《永遇樂》詞云：“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云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此數(shù)語，可作東坡自道圣處。（《吷庵手批東坡詞》）

王國維：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歐、秦似摩詰，耆卿似樂天，方回、叔原則大歷十子之流。（《人間詞話》）

林語堂：蘇東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chuàng)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專唱反調(diào)的人。一個月夜徘徊者、一個詩人、一個小丑。但是這還不足以道出蘇東坡的全部……蘇東坡比中國其他的詩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豐富感、變化感和幽默感，智能優(yōu)異，心靈卻像天真的小孩——這種混合等于耶穌所謂蛇的智慧加上鴿子的溫文。

錢穆：蘇東坡詩之偉大，因他一輩子沒有在政治上得意過。他一生奔走潦倒，波瀾曲折都在詩里見。但蘇東坡的儒學境界并不高，但在他處艱難的環(huán)境中，他的人格是偉大的，像他在黃州和后來在惠州、瓊州的一段。那個時候詩都好，可是一安逸下來，就有些不行，詩境未免有時落俗套。東坡詩之長處，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靜不如王摩詰，其忠懇不如杜工部。他們（蘇氏兄弟）的學術(shù)因罩上一層極厚的釋老的色彩，所以他們對于世務(wù)，認為并沒有一種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標準。他們一面對世務(wù)卻相當練達，憑他們活的聰明來隨機應(yīng)付。他們亦并不信有某一種制度，定比別一種制度好些。但他們的另一面，又愛好文章辭藻，所以他們持論，往往渲染過分，一說便說到盡量處。近于古代縱橫的策士。

軼事典故

道化童蒙

蘇軾、蘇轍兄弟少年時在家鄉(xiāng)今四川省眉縣天慶觀讀書，他們的啟蒙老師是道士張易簡。當時張易簡道長收的學生有幾百人，蘇軾是倍受張道長喜歡的學生之一，另一個是后來載入《仙鑒》的知名道士陳太初。據(jù)東坡《志林》記載，在蘇軾被貶黃州時，他的老同學陳太初在漢中羽化仙去。

由于蘇軾自小受道教的啟蒙教育，他的一生對道教情有獨鐘，常穿道袍，游訪道士。如《放鶴亭記》對道人張?zhí)祗K大加贊賞，而《后赤壁賦》又以道人入夢結(jié)尾。在他被貶時，仍給許多道觀、道堂撰文，于是有了《眾妙堂記》、《觀妙堂記》、《莊子祠堂記》等等美文。在《眾妙堂記》文中他講述了夢中見到自己的小學老師張易簡道長并深受教誨之事，可見道教對其影響之深。

蘇軾之弟蘇轍在《龍川略志》開篇即言夢見小學時讀書天慶觀之事，夢中的蘇轍通過與老子像的對話，泄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天道報應(yīng)現(xiàn)象：不殺生可以長壽。

應(yīng)考趣聞

宋仁宗嘉佑二年，蘇軾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論文得到考官梅堯臣的賞識，并推薦給主試官歐陽修。歐陽修亦十分贊賞，欲拔擢為第一，但又怕該文為自己的門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列為第二。結(jié)果試卷拆封后才發(fā)現(xiàn)該文為蘇軾所作。到了禮部復(fù)試時，蘇軾再以《春秋對義》取為第一。

關(guān)于《刑賞忠厚之至論》中的內(nèi)容：“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當時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歐陽脩問蘇軾出于何典。蘇軾回答在《三國志·孔融傳》中。歐陽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蘇軾答：“曹操滅袁紹，以紹子袁熙妻甄宓賜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睔W陽修聽畢恍然大悟。

程蘇結(jié)怨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去世，大臣們正舉行明堂祭拜大典，趕不及奠祭，儀式一完成，大臣們希望趕去吊喪，程頤卻攔住大家，說孔子“是日哭則不歌”，參加明堂典禮之后，不該又吊喪家。大家覺得這不近人情，反駁說，“哭則不歌”不代表“歌則不哭”。蘇軾嘲笑程頤說：“這是枉死市上的叔孫通制訂的禮法。”這是蘇軾、程頤兩人結(jié)怨的開始。

有一次國家忌日，眾大臣到相國寺禱佛，程頤要求食素，蘇軾責問說：“正叔（程頤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嗎？為什么要吃素食？”程頤說：“禮法：守喪不可飲酒吃肉；忌日，是喪事的延續(xù)?！碧K軾唱反調(diào)：“支持劉家的人露出左臂來罷！”（用史記典故，蘇軾自比為漢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頤比為呂氏亂黨，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觀、黃庭堅等則吃肉。

佛寺趣事

在黃州時蘇軾常與金山寺主持佛印禪師來往，一日，蘇軾做一首詩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呈給佛印。禪師即批“放屁”二字，囑書童攜回。東坡見后大怒，立即過江責問禪師，禪師大笑：“學士，學士，您不是‘八風吹不動’了嗎，怎又一‘屁’就打過了江？”“八風吹不動”可見于《佛地經(jīng)論》卷五，詩僧寒山詩歌亦有此句，八風是佛教用語，指八種境界的風：稱、譏、毀、譽、利、衰、苦、樂。

美食大家

蘇軾本人是個美食家，宋人筆記小說有許多蘇軾發(fā)明美食的記載。蘇軾知杭州時，元祐五年五、六月間，浙西大雨，太湖泛濫。蘇軾指揮疏濬西湖，筑蘇堤。杭州百姓感謝他。過年時，大家就抬豬擔酒來給他拜年。蘇軾指點家人將豬肉切成方塊，燒得紅酥，然后分送給大家吃，這就是東坡肉的由來。《曲洧舊聞》又記：蘇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鲙；既飽，以廬山玉簾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后賦》，亦足以一笑也?！?/p>

雷州西湖

廣東雷州西湖原名羅湖，始建于北宋，自從大文豪蘇軾兄弟在此醉游之后，羅湖更名為西湖。

宋紹圣七年蘇軾從惠州貶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經(jīng)雷州，有幸與其貶雷的胞弟蘇轍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擇日游羅湖泛舟，被羅湖秀麗的風光吸引，戀不思歸，游罷到湖濱天寧禪寺憩休，蘇城游趣尚濃，“萬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時此地寫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