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尚秉和撰《周易尚氏學》前言

于省吾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去濟南參加孔子討論會，得識尚先生高足盧松安同志，談及先生遺著《周易尚氏學》一書，盧同志打算由私人集資，先印行若干部，以免失傳。當時我建議，最好由中華書局出版，盧同志也同意這樣作。孔子討論會結(jié)束后，我到北京，向中華書局負責同志推薦此書，嗣后由盧松安同志將原稿送去，經(jīng)過審核，認為可以出版。今年三月，中華書局以《周易尚氏學》稿本見寄，要求我作一篇序言。回憶二十年前，與尚先生過從時，得聞易象緒論。拙著《易經(jīng)新證》先生曾為之序，獎勉有加，今先生墓已宿草，反而序先生之書，追懷昔游，不禁涕零。茲不揣冒昧，對先生之書妄評得失，僅供讀者作為參考而已。

易卦起源于原始宗教中巫術(shù)占驗方法之一的八索之占。古也稱繩為索，八索即八條繩子。金川彝族所保持的原始式八索之占，系用牛毛繩八條，擲諸地上以占吉兇。《易?系辭》稱庖犧氏（即伏羲氏）始作八卦，乃指八索之占言之。八索這一名稱，最早見于《左傳》、《國語》。八索之占是八卦的前身，八卦是八索之占的繼續(xù)和發(fā)展。近年來的學者們，都說八卦與伏羲氏完全無涉，這就未免“數(shù)典忘祖”，截斷了易卦的來源（詳拙著《伏羲氏與八卦的關(guān)系》）。

原始宗教的八索之占，到了階級社會的西周就發(fā)展為八卦；到了戰(zhàn)國時人所作的《易傳》，又以卦爻辭為基礎(chǔ)，進一步作哲學理論的推闡。《易?系辭傳》說：“剛?cè)嵯嗄Γ素韵嗍帯保弧叭招轮^盛德，生生之謂易”；“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cè)嵯嘁祝豢蔀榈湟ㄗ兯m”；“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由此可見，作者認為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處于不斷運動、變化和矛盾斗爭的過程中，誠然具有辯證法的因素。但是，總的說來，還脫離不了否泰、剝復(fù)和消息盈虛之說。例如《蠱?彖傳》所說的“終則有始”，《系辭傳》所說的“原始反終”，仍然是循環(huán)論者的論調(diào)。

《左?昭二年傳》敘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其稱《易》為《易象》，足征《易》之為書是以象為主的。《易?系辭傳》也說：“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因為辭由象生，故《易》無象外之辭。《周易》的每一卦辭和每一爻辭，往往在幾句話里有幾種不同的內(nèi)容，假若不依象以釋辭，則奇奇怪怪，迷離惝恍，既不知其辭之所本，更不知其義之所由生。但是，《說卦傳》所敘的象頗為簡略，遠遠概括不了易卦中各種各樣的象。于是主漢易以說象者，對于不解之象，則以“卦變”、“爻變”為釋，故尚先生敘清儒解《易》說：“……而以漢人為依歸，是矣。乃于漢人之曲說，亦靡不依據(jù)以為護符。至求象不得，亦使卦再三變以成其象，奉虞氏為不刊法則，而易學遂故步自封矣。”（見《焦氏易詁?凡例》）

魏晉以前之說《易》者都主象，自王輔嗣掃象不談，專以承乘比應(yīng)為解，歷唐至宋，便極盛一時。尚先生說：“王輔嗣深知其謬，而不能求得其象，乃倡為得意忘象之說，以掩其短。此端一開，程伊川遂謂得其義則象數(shù)在其中，本末顛倒。”（見《焦氏易詁?凡例》）這是說程氏不能依象數(shù)以解卦爻辭，全憑主觀臆想以為之說，反而說象數(shù)在臆想之中，這樣倒末為本，是極其荒謬的。

先生鉆研《焦氏易林》十余年，著《焦氏易林注》十六卷，參考各家詁訓，反復(fù)推勘，積疑生悟，因而在《易林》中發(fā)現(xiàn)了久已失傳而與《周易》有關(guān)的內(nèi)外卦象、互象、對象、正反象、半象、大象等凡百二十余象的應(yīng)用規(guī)律。驗之于《左傳》、《國語》的占象而合，驗之于《逸周書?時訓》的準象而合，驗之于《周易》卦象也都基本上相合。先生以《易林》逸象與《周易》交融互證，分條加以闡發(fā)，著《焦氏易詁》十一卷。今就此書節(jié)錄三條于下：

一、乾日：“《易林》乾之泰云，白日皎皎。泰下乾，乾為日，互震為白，故曰皎皎。又泰之恒云，逾日歷月。恒互兌為月，乾為日，故曰逾日歷月。是《易林》顯以乾為日也。后思易乾九三云，君子終日乾乾。乾為日，三居卦末，故曰終日。大畜九三云，日閑輿衛(wèi)。日亦指乾。”（卷一）

二、兌月：“《易林》復(fù)之臨云，月出平地。坤為地，兌為月，在下，故曰平地。又晉之小過云，月出阜東。小過艮為阜，互兌為月，震為東，故月出阜東。……后思易小畜之月幾望，中孚、歸妹之月幾望，恒彖之日月得天久照，蓋皆以兌為月。故《易林》用之，邵子亦用之也。”（卷一）

三、坤水：“《易林》乾之觀云，江河淮海，天之奧府。按觀下重坤，故曰江河淮海。又坤之升云，憑河登山。升上坤，坤水，故曰憑河。又訟之泰，弱水之西。坤水、坤柔，故曰弱水。”（卷一）“凡易言利往、利涉者，義無不通。特坤水象至東漢失傳，必以坎為大川，遂爾歧誤，而解益之大川尤捍格難通。”（卷五“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解”。按“川”字原本誤作“利”。）

以上所引三條，用《易林》乾日、兌月、坤水之象，與《周易》相證發(fā)，六通四辟，若合符契。學者只知離為日，坎為月為水，則多與卦象不相應(yīng)。先生以《焦氏易詁》為基礎(chǔ)（讀本書者，須參閱《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詁》、《左傳國語易象釋》三書），對于歷來的易象和易解，廣搜博采，評判其得失，取長舍短；同時，又結(jié)合其師吳摯甫《易說》的“陽遇陰則通、遇陽則阻”的原理（見本書“說例”）而加以發(fā)展，謂“易之道如電然，同性則相違，異性則相感”（見《易詁》“同人利涉大川解”），著《周易尚氏學》二十卷。于是久已晦盲的易象，始昭然若揭，可謂發(fā)幽闡微，集象學之大成。《焦氏易林注》仵墉敘引王晉卿說：“此書將二千年易家之盲詞囈說，一一駁倒，使西漢易學復(fù)明于世，孟子所謂其功不在禹下。”又引陳散原說：“讀尚氏《焦氏易詁》，嘆為千古絕作。以今世竟有此人著此絕無僅有之書，本朝諸儒見之當有愧色。”

以上所述，主要是說明先生對易象的卓越發(fā)明。但是，本書也還存在著某些缺點和錯誤，例如：

一、有關(guān)《周易》作者的問題　先生對于畫卦者以及卦爻辭、《易傳》的作者，多因襲舊說。在本書“總論”中“第三 論古易之類別”說：“伏羲既畫卦，必更有書以申明其義。……后人謂黃帝始造字，伏羲只畫卦無文字者，謬也”；“第四 論《周易》誰作”說：“……故夫《周易》卦爻辭，純?yōu)槲耐跻蝗怂鳎溆尤胫芄撸翢o根據(jù)，不可信也”；“第六 論《十翼》誰作”說：“……故《十翼》非孔子不能為，不敢為，而紀錄《十翼》者，則孔子之門人也”。像以上各種肯定的說法，都脫離不了舊有圈套。先生對于近年來學者們的若干新說，一概置之不理。縱然他們對于舊解有著一筆抹殺的過分主張，未可盡信，可是，伏羲氏既畫卦又重卦，以及文王作卦爻辭，孔子作《十翼》等傳統(tǒng)說法，畢竟是靠不住的。

二、震象為丘　《說文》謂“四方高中央下為丘”，《淮南子?墬形》的“和丘”，高注謂“四方而高曰丘”。按震作，象四方高中央下之形。丘字卜辭作，金文作，以卦畫有橫無豎驗之，則古文字的丘字正與震象相符洽。《易林》革之頤說：“尼父孔丘”（尚先生謂反震為孔），頤下震為丘，故曰“尼父孔丘”；又屯之噬嗑說：“營邱（同丘）是適”，噬嗑下震為丘（尚先生謂“震往故曰適”），故曰“營邱是適”。這都是《易林》以震為丘之證。以震為丘，于《周易》中之言丘者無一不合。賁卦作，六五：“賁于丘園”，丘園指“上互”為震言之；頤卦作，六二：“拂經(jīng)于丘”，丘指內(nèi)卦為震言之；渙卦作，六四：“渙有丘”，丘指渙“下互”為震言之。丘與虛古通用。古人多居丘。《說文》謂：“虛，大丘也”，又謂“四邑為丘，丘謂之虛”。升卦作，九三：“升虛邑”，馬注謂“虛，丘也”。丘邑指“上互”為震言之。總之《周易》中言丘者三見，言虛者一見，都取象于震。而先生有的謂艮為山以當丘，有的訓丘為空，又以巽為虛，既不能一以貫之，又均背于易象。此外，鼎卦作，《乾鑿度》謂“鼎象以器”。毛奇齡《仲氏易》說：“鼎有足有腹有耳有鉉，而卦文俱象之。下畫偶似足，二三四畫奇皆中實，似腹，五畫偶似耳，上畫奇似鉉。”按毛解甚確，而先生于本書從端木國瑚之說，謂“鼎之象不在鼎，而在伏象屯”，舍鼎形之實象而信伏象，未免疏失。

三、訓詁和史實　《說卦傳》以坎為月，先生據(jù)《易林》逸象以兌為月，用以解易，無一不通。但是，為甚么以兌為月，則未加說明。按《說文》：“月，闕也。”《釋名?釋天》：“月，闕也，滿則闕也。”是月、闕疊韻，以音為訓。再就形言之，古文字月作或，正像月闕形。兌上偶畫中闕，故以兌為月（其他卦象，與文字形或音有關(guān)系者，在此不加詳論）。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先生誤從《爾雅?釋親》“母曰妣”以為之解。按妣為祖母，《詩?斯干》的“似續(xù)妣祖”，《豐年》的“烝畀祖妣”，均以祖與妣對稱。《周禮?大司樂》“以享先妣”與“以享先祖”，相偶為文。卜辭和金文均稱祖母為妣，從無以妣為母者。以妣為母，始見于戰(zhàn)國末期的典籍，與易辭不符。否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陸績訓苞桑為叢桑，甚是。不言系于桑而言系于叢桑，自系就鞏固為言。而先生謂“桑而叢生，其柔可知，系于柔木，其危可知”，未能允當。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約為勺的借字，即酌酒之斗。《考工記》鄭注謂“勺，故書或作約”，是其證。《詩?采》：“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是古奠祭于牖下之證。“納勺自牖”，是說祭時自牖納勺于樽以挹酒。而先生引《周禮?司約》的“治神之約”以為之解，乖于本義。《晉卦辭》：“康侯用錫馬蕃庶”，康侯即《書?康誥》的康叔封，金文作“康侯豐”。而先生誤謂“康侯略如大侯，為諸侯之美稱”。益六四：“利用為依遷國”，依應(yīng)讀作殷，即《書序》所說的“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先生誤據(jù)《說文》訓依為倚。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先生謂“紂能囚文王，何不可到岐山”。其實，紂何曾到過岐山？歸妹六五：“帝乙歸妹”，先生謂“帝乙，湯也”。其實，帝乙謂紂父，太乙何曾有帝乙之稱？

總起來說，先生的主要成就是通過對《焦氏易林》的多年鉆研，在極為錯綜復(fù)雜的情況下，用歸納方法，分析和總結(jié)了各種逸象的應(yīng)用規(guī)律，進一步以之詮釋《周易》，基本上都是吻合無間的。因此，《左傳》、《國語》、《易林》和《易》卦的用象，才由前此的對立得到統(tǒng)一。由于《周易》無象外之辭，而先生的絕大發(fā)明則在乎象，解決了舊所不解的不可勝數(shù)的易象問題，可以說，先生對易象的貢獻是空前的。但是，也無可諱言，先生對《周易》的作者，只沿襲傳統(tǒng)舊說；并且，對某些卦象，以及文字、聲韻、訓詁和史實方面，仍有許多可議之處。不過，前者的若干發(fā)明是主要的，后者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由于是非得失系客觀存在，不以個人愛憎為轉(zhuǎn)移。有關(guān)本書的某些缺點和錯誤，與其使讀者勞神筆墨，一一加以指責，不如先事?lián)褚f明之為愈。因此，本文不敢阿其所好，為先生回短護非，遂不自量地舉出一些事例，評論其得失（當然限于篇幅，很不全面）。庶幾瑕不掩瑜，晶光赫露，而先生的苦心孤詣和一系列的發(fā)明，也可以信今而傳后了。

一九六三年四月于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