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于上一講中列出了朱熹以黑白塊替代卦爻原本符號所作的大小二橫圖。以黑白塊替代卦爻原本符號作《易》卦橫圖，是出于朱星熹宣揚其理學的需要。他以“太極”為一理，一陽一陰為“兩儀”。“理一分殊”，以一陽一陰的“加一倍法”而得“四象”、“八卦”，乃至六十四卦。根本不用“八卦相錯”說，亦否定邵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易之體”模式。然而，“陰陽不測之謂神”，“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動靜是“太極”之動靜，并非“陽動”、“陰靜”，而是“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的“神”態。又“獨陽不生，寡陰不成”，“陰變陽合”方能萬物化生。所謂“加一倍法”，一分為二是分一陽爻為二陽爻與分一陰爻為二陰爻，直至分一陽爻為三十二陽爻與分一陰爻為三十二陰爻。這一“分殊”的結果，明顯地違背了“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原則，只有數量上的變化，根本沒有“陰變陽合”質上的變化。因而袁樞曾質疑朱熹，曰“黑白之位猶不可曉”、“四畫、五畫者無所主名”等。

　　朱熹的“一分為二”，不是分“太極”一理為二，而是自“兩儀”始各“一分為二”。初以一白塊為“陽儀”，分二后其上疊加一陽一陰為“象”，此時有二“陽儀”，以一黑塊為“陰儀”，分二后其上疊加一陽一陰為“象”，此時有二“陰儀”。待分成六十四卦時，則有三十二“陽儀”和三十二“陰儀”。的確是“黑白之位猶不可曉”。“四分為八”，是分“兩儀為八”、“四象為四”。分：到“四畫、五畫”時則不成卦。的確是“四畫、五畫者無所主名”。（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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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如此，因元、明、清三代，朱熹易學立于學官的地位，學子們還是宗之而不疑。清初，黃百家、全祖望補寫《宋元學案》百源學案，把朱熹黑白二橫圖當作邵雍之圖輯入。毛奇齡《仲氏易》亦把此二圖作邵雍之圖而批駁之。王夫之《周易外傳》亦把此二圖作邵雍之圖而難之。胡渭《易圖明辨》亦“朱冠邵戴”地沒有辨明。

　　時至民國，馮友蘭、錢穆、呂思勉、陳鐘凡等國學大師，均本《宋元學案·百源學案》立說。如馮友蘭于《中國哲學簡史》中，把橫圖當作邵雍之圖，謂“在邵雍的系統中……最上層與第二層、第一層連著看，表示八卦……其順序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若在上圖上方增加第四、第五、第六層，并用同樣的組合程序，可得六十四卦全圖。”陳鐘凡于《兩宋思想述評》中，亦把橫圖當作邵雍之圖，曰：“雍先天之學，以卦位圖說明宇宙之原理。其圖凡六：（1）八卦次序圖，（2）八卦方位圖，（3）六十四卦次序圖，（4）六十四卦圓圖方位圖，（5）方圖四分四層圖，（6）卦氣圖。”這顯然是說《百源學案》中所列之圖。呂思勉于《理學綱要》，篇五“康節之學”中，列黑白之位小橫圖，曰：“以圖之白處代《易》之一畫，黑處代《易》之一畫。是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如是推之，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即成《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橫圖》，規而圓之，則成圓圖，割而疊之，則成方圖。”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各位哲學大家亦不曾對黑白之位二橫圖有過深入考證。如侯外廬《宋明理學史》，依然是“朱冠邵戴”。近年來，陳來著《宋明理學》，于第二章第五節“邵雍”中，亦曰：“在思想上，他對易橫圖加一倍法的解釋，受到朱熹的重視。”

　　“分而見其精”方能“合而見其大”。我們可以理解“朱冠邵戴”的歷史事實，“通儒”只能是整體上的“通”，細節方面未必處處皆通。這一現象說明：專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邵雍所謂的“加一倍法”是于“八卦相錯，然后萬物生”之后說六十四卦的卦變之法。邵雍曰：“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卦成矣。四變而十有六，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矣。”這是以乾卦為祖，經六變而得六十四卦。我們說邵雍不以陰陽二畫的組合為四象，而是主“八卦相錯”說，這是通讀《皇極經世》得出的結論。又北宋凡說《易》的學者，無一人以陰陽畫的組合為“四象”，邵雍亦不例外。邵雍以“太極”為一氣，天地為兩儀，天四象日月星辰與地四象水火土石為八卦，八卦相錯為六十四卦。正符合《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因而他有“老子，知《易》之體者也”之說。這一模式是“自組織”的質變模式，而分一陽畫為三十二和分一陰畫為三十二的“加一倍法”，卻是量變模式。質變模式是萬物化生的模式，而“一分為二”的量變模式，卻不是萬物化生的模式。陰陽非物，而是描述物屬性之概念。太極為一氣，是“《易》有太極”，一氣分而為天地，是“是生兩儀”，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錯而得之六十四卦，是萬物之象。可以說，邵雍的質變模式，是觀物而得的“唯物”模式，而朱熹的“一分為二”量變模式則是“唯理”模式。“太極是一理”，如何“《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理能生天地嗎？一理能生陰陽嗎？朱熹死抱著“太極一理”說不放，又出“理乘氣”說，曰理乘氣“與人跨馬相似”，最終還得把氣作為陰陽之母。氣是實體，陰陽為神，“陰氣”、“陽氣”總是氣，如何生得天地？“理一分殊”，分來分去，總是陰陽之分，不見天地、雷風、水火、山澤，顯然與《易傳》之說相悖。太極為道，道生天地萬物，而不是分得無數個“陰”與“陽”。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周敦頤于此說得明白：自無極而為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變陽合而生四象（五行）、八卦、六十四卦（萬物）。這符合《系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之說，邵雍以“太極”為一氣，兩儀為天地，天地四象為八卦，六十四卦象萬物，亦是本于《系辭》之說。朱熹的“唯理”說，則是把一陰一陽分作無數個陰陽，卻不符合《系辭》之說。

　　“動靜”，為太極之動靜。“陽動”、“陰靜”，是“動而無靜，靜而無動”之“物”，非“神”，“動陽”、“靜陰”方是太極生二之“神”。理無動靜，只好說“陽動”、“陰靜”。這又不是邵雍與周敦頤的本意。把一陰一陽“一分為二”地分下去，更不是邵雍“先天之學”的內容。是朱熹巧妙地曲解了“加一倍法”之后，卻告人曰此法出自邵雍，這就難怪后人“朱冠邵戴”了。

　　一般視邵雍《皇極經世》為數術書，又篇幅長大難讀。一般述“邵雍”者皆誤認為朱熹《易學啟蒙》是表彰邵雍“先天之學”，于是篤信而不疑。后來又有黃百家“添亂”，把本不是出于邵雍之圖收入《百源學案》，于是“朱冠邵戴”的歷史事實就一直延續至今。

　　一般為朱熹與蔡元定蒙“偽學”之冤案而不平。實事求是地講，朱熹的黑白塊二橫圖就不是“真《易》學”。我們講解“宋明理學”，一是不要“朱冠邵戴”，二是不要把“偽學”當作真學去講。

　　《四庫全書》所收書籍，多是“看人下菜碟”，多是有功名之人，很少“布衣”著作。民國以來的國學大家亦多是有“教授”頭銜之人。然而自朱熹而下，述邵雍之學者卻多有錯誤。雖然我們的易圖學研究為“一得之見”，但是卻關系到撰寫“中國哲學史”或“宋明理學史”的大事。此為這一講內容之所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