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曰：“自漢以后，學術之盛，莫過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經學、史學皆足以凌駕前代”（《觀堂集林》），清代前期和中期，農業、手工業生產和商品經濟空前發展，其時國力強大，版圖遼闊，文化興旺發達，以考據和訓詁為主的乾嘉之學極富特色，即使鴉片戰爭之后，亦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刺激，則又有促進了新學的進一步發展。清代易學著作數量之多，遠遠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據山東省圖書館的初步統計，于現今存世的二千八百多種易籍中，清代的著作就有近一千四百種，超過了漢唐以來至元明所存易籍的總和。由此可見，清人對六經之首——《易經》的研究及其成果，的確可以說是足以凌駕前代。

　　清人的易學著作往往于解釋經傳正卷之前出“首一卷”或“圖一卷”（或若干卷），用于“凡例”和布列易圖。今據山東省圖書館《易學書目》大略統計，清代布列易圖的易籍要占總數的六分之一左右，有二百五十余種之多。這些以圖佐說或辨圖是非的易籍，分別見于《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宛委別藏》、《皇清經解》、《皇清經解續編》、《大易類聚初集》、《叢書集成新編》、“易廬專藏”（山東省圖書館）、《無求備齋易經集成》、《續修四庫全書》等。清代的易圖學可分延續漢宋以來易圖和反對漢宋以來易圖兩大部分，易圖學要著亦由此而分兩部分。在延續漢宋以來易圖部分又可分專門研究易漢學之易圖和宋代易學之易圖兩類。故本編以兩大部分立章分節敘述之。

　　清代易圖學延續漢宋以來易圖的要著有：胡世安《大易則通》、張伯行《周子全書》、毛奇齡《推易始末》、李光地《啟蒙附論》、德沛《易圖解》、楊方達《易學圖說會通》、趙繼序《周易圖書質疑》、王植《皇極經世書解》、江永《河洛精蘊》、梁錫與《易學啟蒙補》、崔述《易卦圖說》、辛紹業《易圖存是》、焦循《易圖略》、馮道立《周易三極圖貫》、胡秉虔《卦本圖考》、胡祥麟《虞氏易消息圖說》、沈映鈐刻《易卦變圖說》、張楚鐘《易圖管見》、吳翊寅《周易消息升降爻例》等。反對漢宋以來易圖的要著有：黃宗羲《易學象數論》、黃宗炎《圖學辯惑》、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與《太極圖說遺議》、胡渭《易圖明辨》和張惠言《易圖條辨》等。

　　由明入清的學者如黃宗羲、黃宗炎、王夫之等人，針對宋代以來大量充斥于易學著作中的各類易圖進行了辨析。乾嘉學派的前驅毛奇齡、李恭、胡渭等人出于徹底摧毀宋明理學的目的，又對周敦頤《太極圖》等易圖發起了攻擊。一些專門研究易漢學的著作，如惠棟《易漢學》、張惠言《易緯略義》、莊忠棫《易緯通義》等，則在布列卦氣圖、爻辰圖、八宮世系圖等易圖的同時，又對宋代的河洛、先天、太極三大圖式表達了反對意見（而如馬其旭《重定周易費氏學·易例舉要》又布列宋代河洛等圖以為之說）。諸多反對宋代易圖的意見，既有全盤否定的，又有個別抨擊的，既有辨之明了的，又有辨之不明的。清初大量反對宋代易圖的意見，似乎并沒有對宋代易圖在清代的延續和發展產生致命的打擊，此后仍有不少的專門闡明并發揮宋代易圖的著作產生，如楊方達的《易學圖說會通》、江永的《河洛精蘊》、胡嗣超的《易卦圖說》、劉蘭秀的《周易圖說象解》、馮道立的《周易三極圖貫》、辛本棨的《序卦分宮圖》、王萬鰲的《三易圖說》等等。這種形勢，似乎與清代乾隆時期纂修《四庫全書》并不完全剔除易圖學著作有關。（又楊甲的《六經圖》、唐仲友的《帝王經世圖譜》、章潢的《圖書編》、王坼的《三才圖會》等，皆是收入經部易類之外的載有大量易圖之書。）

　　宋代的易圖，其中雖有荒誕不經之圖（如所謂的“河出圖，洛出書”之黑白點數圖），然而并非一無是處。如同胡渭那樣站在義理派的立場上，幾乎把所有的宋代易圖都要辨個“明白”，又因陳摶之故而論其根本皆源于道教，則未免矯枉過直。有清一代的易圖學，既把漢代可能有的易圖復現出來，又從陰陽消息升降的角度進一步研究了漢代的卦變和爻辰等說，既從考據學的角度甄別了宋代易圖，又延續發展了其中的部分易圖（其中結合當時從西方傳入的自然科學知識而推衍出的易圖，則開了“科學易”之端）。明代的易圖學基本上是宋元時期易圖學的延續與發展（特別是朱熹易圖學的延續與發展），而清代的易圖學最明顯的特點則是不再囿于朱熹易圖學的限制，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局面。